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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宣傳部舉行“一切為了人民健康”中外記者見面會(附實錄)


發布時間:2021-09-28 10:15:49      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網      瀏覽次數:335次

中共中央宣傳部于2021年9月27日下午4時就“一切為了人民健康”舉行中外記者見面會。云南省大理州洱源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名譽主任李桂科;中國工程院院士、天津中醫藥大學名譽校長張伯禮;湖北省衛生健康委員會黨組成員、副主任,公共衛生總師張定宇;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地壇醫院“紅絲帶之家”辦公室主任、護士長王克榮;山西省臨汾市大寧縣樂堂村鄉村醫生,村黨支部副書記賀星龍5位衛生健康系統黨員代表圍繞“一切為了人民健康”與中外記者見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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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見面會現場實錄:


中宣部對外新聞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 壽小麗:



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下午好。歡迎出席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外記者見面會。健康是社會文明進步的基礎,是民族昌盛、國家富強的重要標志,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追求。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高度重視維護人民健康。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把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位置,開啟了健康中國建設的新征程。廣大醫療衛生工作者弘揚“敬佑生命、救死扶傷、甘于奉獻、大愛無疆”的崇高精神,全心全意護佑人民健康,特別是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他們用血肉之軀筑起抗擊病毒的鋼鐵長城,是最美的天使,是新時代最可愛的人。


今天,我們非常高興邀請到5位醫療衛生系統優秀共產黨員代表,請他們圍繞“一切為了人民健康”與大家進行交流。首先,我逐一介紹一下他們。他們是:云南省大理州洱源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名譽主任李桂科先生;中國工程院院士、天津中醫藥大學名譽校長張伯禮先生;湖北省衛生健康委員會黨組成員、副主任,公共衛生總師張定宇先生;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地壇醫院“紅絲帶之家”辦公室主任、護士長王克榮女士;山西省臨汾市大寧縣樂堂村鄉村醫生,村黨支部副書記賀星龍先生。


下面,請5位代表逐一自我介紹。首先有請李桂科醫生。


云南省大理州洱源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名譽主任 李桂科:



大家好,我叫李桂科,今年64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醫生,是云南省大理州洱源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名譽主任。1981年4月,我23歲,到洱源縣山石屏麻風院工作。這個地方與世隔絕,黨的使命、一個醫生的職責使我堅持下來,為山石屏村111個麻風病人做治療康復。通過艱苦努力,我用了10年的時間,治愈了山石屏麻風院的所有病人,同時也治愈了洱源縣洋芋山麻風村46位麻風病人。我帶著這些康復者修路架橋、通電通水,幫助這些康復者,照顧他們的日常生活,給他們做很細致、無微不至的工作。帶領村里克服了地震災害等各種災害,我們蓋了新房、搬了新居。2014年山石屏麻風院更名為山石屏村,脫掉了“麻風”的帽子。在山石屏村,我們成立了黨支部,我還在那里辦了一個學校,也出了六個大學生、一個研究生。村民們為了生活更好、更幸福,我們種植核桃。2017年4月我退休了,我仍然選擇留在山石屏村。我還和村民們在山石屏村一起建了麻風歷史博物館,讓村民們永遠記住這段歷史,永遠感黨恩。謝謝。


壽小麗:


謝謝。下面請張伯禮先生。


中國工程院院士、天津中醫藥大學名譽校長 張伯禮:



我叫張伯禮,是一名中醫。我主要從事臨床、科研、教學工作,研究方向主要是心腦血管疾病,還有中醫藥現代化。半個世紀以來,我一直從事這項工作。去年參加了中央指導組赴武漢的抗疫工作,和支援武漢的全國醫務工作者,以及武漢當地的醫務工作者,一起參加了武漢保衛戰。我們打了一場非常漂亮的阻擊戰,取得了階段性勝利。


從那以后,我又參加了今年1月份石家莊的抗疫工作,主要是關于農村的疫情防控以及恢復期病人的康復治療。去年以來,為了應對國內多點散發、局部小范圍的疫情,以及救治海外中資企業、醫療隊等被感染的同胞,我和一些國外的同仁、醫療機構進行了幾十場學術交流。


總之,在這些抗疫工作中,我們都堅持中西醫結合、中西藥并用,取得了比較好的成績。我想,這項工作我們還要繼續做下去,直到這次抗擊疫情取得最終勝利。謝謝大家。


壽小麗:


謝謝伯禮院士的介紹。下面,我們請張定宇先生。


湖北省衛生健康委員會黨組成員、副主任,公共衛生總師 張定宇:


我是張定宇,以前是武漢市金銀潭醫院的院長。2019年12月29日,第一批轉診來的病人到達武漢市金銀潭醫院,金銀潭醫院就成了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斗爭的風暴眼。我們最早開始收治病人,我是一個醫生,更是一名黨員,也是湖北省、武漢市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定點救治醫院的院長,任何一個身份我都不能退縮。我和我們的黨員、醫務工作者戰斗在一線,用血肉之軀筑起了生命的通道,保護了我們的病人,為湖北保衛戰、武漢保衛戰作出了我們的貢獻。

現在我在湖北省衛生健康委工作,崗位變動了,承擔的更多是一些宏觀層面的工作,但是責任更重大。我將不忘初心,勇擔使命,繼續為衛生健康工作、為人民的生命健康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謝謝大家。

壽小麗:

謝謝。下面請王克榮女士作介紹。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地壇醫院“紅絲帶之家”辦公室主任、護士長 王克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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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榮(徐想 攝)


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我叫王克榮,是北京地壇醫院“紅絲帶之家”的護士長。1984年,我從北京護士學校畢業,被分配到了傳染病醫院。37年來,我護理過27種傳染病的5萬多名患者,像我們平時經常說的甲肝、狂犬病、梅毒,還有艾滋病、非典、甲流,這些病我都護理過。

我是1997年開始從事艾滋病護理工作的,其實和大家一樣,我第一次進病房的時候也挺緊張的,帽子、口罩、隔離衣、手套,全副武裝自己。二十多年過去了,我現在已經從當初那個緊張不安的小護士成長為國家艾滋病防治專家組的成員,成了艾滋病患者口中的“王姐”。我喜歡這個稱呼,就像家人一樣。在我的手機中有很多艾滋病患者的聯系方式,從最初的幾個、幾十個到現在的上千個,我的手機是24小時開機的,我最怕的就是病人晚上有什么急事找不到我。

工作這么多年,其實我感觸最深的是作為一個臨床一線的護士,我的初心就是做一個好護士,我特別希望能夠用我的技能、知識,幫助更多艾滋病患者,向他們傳遞黨和政府的溫暖。謝謝大家。

壽小麗:

謝謝克榮護士長。下面,我們請賀星龍先生。

山西省臨汾市大寧縣樂堂村鄉村醫生,村黨支部副書記 賀星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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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星龍(徐想 攝)


各位記者朋友們,大家好。我叫賀星龍,是來自山西省臨汾市大寧縣樂堂村的一名鄉村醫生,也是一名基層全科醫生,主要負責我們鄉鎮衛生院的防疫工作。1996年我考上了運城市衛校,由于家里沒有錢,村里的鄉親們給我湊了3025塊錢,讓我上了衛校。2000年,我從衛校畢業就回到我們村當了一名鄉村醫生,當時一些親戚、同學勸我不要回村里,讓我去省城發展,我沒有聽他們的,毅然回到了村里。回到村里,我們周圍村有一些老人得了病,不能直接來我的診所,我就咬牙在信用社貸了4000塊錢買了第一輛摩托車,又印制了1000多張名片,名片上寫著“24小時上門服務,不收出診費”。哪里有病人,我就騎著摩托車到他們村里、到他們家里去看病,我們周圍村的人都稱呼我為“摩托醫生”。

這幾年,我從步行到騎自行車,再到騎摩托車,總行程達40多萬公里,先后騎壞了7輛摩托車,背破了12個藥包。在脫貧攻堅中,我們縣成立了健康扶貧雙簽約團隊,建立了“縣鄉村”醫聯體建設機制,打通了服務貧困患者的“最后一公里”。這幾年,我們貧困村煥然一新,有了新的氣象。其實,這幾年我做的所有工作都是一名鄉村醫生應該干的,也是一名黨員應該做的。今后,我還要帶著這份初心繼續走下去。謝謝大家。

壽小麗:

謝謝星龍的介紹,也感謝5位代表。這5位代表,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他們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詳。今天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能與他們面對面進行交流。下面,我們就把時間留給各位記者,請大家提問,提問前還是請通報一下所在的新聞機構。

總臺央視新聞中心記者:

我想請問一下張定宇主任和張伯禮院士,你們都是全國家喻戶曉的抗疫英雄,也獲得了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頒發的“人民英雄”榮譽稱號。我想問一下,請問你們是如何理解人民英雄的含義的?作為一名黨員,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是怎樣體現在工作中的?

張定宇:

英雄都是平凡的人,我是一名最平凡、最普通的醫生、一名黨員。我們每個人都是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黨員要在平常的時候看得出來、關鍵時候站得出來、危難關頭豁得出來,這個時候你就能成為一名頂天立地的英雄。每個人心中都應該樹立一個信念,英雄就來自于平凡,英雄就來自于人民。

目前,我在湖北省衛健委工作,以人民為中心是衛生工作的核心。當前湖北省衛健委工作的重心有兩個,一個是打造疾病預防體系改革和公共衛生體系建設的“湖北樣板”。第二個是影響群眾健康突出問題的“323”攻堅行動。“3”就是三個重大疾病:心腦血管疾病、腫瘤和慢性呼吸系統疾病。“2”是指高血壓、糖尿病。“3”是指出生缺陷、青少年近視、精神衛生。“323”攻堅行動目前已經在全省展開,重點解決影響人民健康的主要問題。

作為一名普通的醫務工作者,作為一名共產黨員,更應該把黨的衛生工作方針融入到工作當中去,這也是作為一名普通黨員干部應該履行的職責。謝謝。

張伯禮:

我想說,去年得了這個稱號很突然,原來沒有這個思想準備,突然間告訴我獲得了這個榮譽。因為在我印象當中,全國人民都是英雄,在武漢我寫了一首詩,“人民才英雄”,這是發自內心說的,武漢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武漢是英雄的城市。去年年初,大家對新冠肺炎不了解,繼武漢之后,北京新發地等多點散發,但是死亡率很低,說明我們總結了經驗,而這個經驗有武漢人民的奉獻。所以,我說武漢的人民才是英雄的人民,全國的醫務工作者都是英雄,我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員。所以,我是代表廣大醫務工作者受到這個表彰,得到這個稱號,我是這么理解的。

以人民為中心是我們黨的宗旨,在這次抗擊疫情中得到了充分體現。我們自己本身也深受教育,千方百計搶救每一個生命。而對我們來講,做好醫生的本職工作,為人民服務,就是履行黨員義務。我做的是中醫藥工作,中醫藥如何更好地防病治病,如何更好地實現中醫藥現代化,搞好大健康產業的發展,我想這都是為人民服務。

如果從微觀上來講,我是一個醫生,看好病,為每一個病人服好務,也是以人民為中心的體現。經常有人問我看病的體會,我想,作為一個好醫生,主要一點就是換位思考,你和病人換個位,假設我是患者的話,我希望得到什么樣的照護,我希望聽到什么樣的聲音,就可以了。第二,一定把病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管是做檢查還是開藥,是不是把病人的利益最大化。還有一點,因為病人了解的醫學知識不如我們多,所以我們還要為病人擔當,這個手術該不該做,檢查該不該做,藥該怎么吃,應該給病人解釋清楚,幫助病人下定決心怎么辦。我想,這雖然是點點滴滴,但都體現出來為人民服務,體現出來以人民為中心的具體實踐。謝謝大家。

澎湃新聞記者:

我的問題想提給王克榮護士長。我們知道,艾滋病人是一個孤獨的群體。您擔任“紅絲帶之家”的護士長,從事艾滋病患者關懷工作20余年,您認為艾滋病患者群體的境遇有哪些變化?他們目前面臨的處境還有哪些需要改善的方面?謝謝。

王克榮:

謝謝您的提問。說起孤獨,我們每個人都害怕孤獨,艾滋病患者也和我們大家一樣。當一個人感染了艾滋病后,他特別怕社會的歧視、家庭的拋棄,還有社會的遠離,所以有一些人就選擇了自我逃避,他把自己關起來。還有一部分人,可能他和大家在一起時說說笑笑,一起工作、生活、學習,你看不出來他是一個HIV感染者,他們把病情當個人隱私一樣,給它保護起來。其實,這些年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艾滋病已經從一種人們比較害怕的病,變成了一個可防可治的慢性傳染病,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國家第一例艾滋病是在1985年發現的,經過30多年的發展以及科學的進步,艾滋病已經可防可治。以前患者感染了HIV以后,面臨的就是死亡。現在其實就是好好吃藥,堅持治療、定期隨訪,他們就能活到正常人的平均壽命。以前很多患者沒有藥物治療,現在國家有“四免一關懷”政策,有些藥進入了醫保。還有一些自費的藥,病人的選擇面和以前相比是非常大的。以前,很多艾滋病患者感染以后就封閉自己,現在有很多艾滋病患者已經走出來了。

我所在的“紅絲帶之家”是一個志愿者團隊,其中有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就是同伴志愿者,也就是同伴教育員,他們都是我們幫助過的一些患者。他們走出了孤獨,并且到這里幫助其他患者,和他們分享服藥經驗、怎么告知家里人得了病、副作用怎么應對。每天這些同伴志愿者和我們在一起,我真是覺得挺欣慰的。我覺得愛是可以傳遞的。

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國不僅僅是在艾滋病治療方面,而且在宣傳、教育、預防方面,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變。大家可能覺得艾滋病離自己很遠,但可以從幾個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我們特別希望從患者的角度正確認識艾滋病,好好治療。從家庭的角度,家庭里要接納艾滋病患者,對他們給予支持。從社區來講,社區要接納艾滋病患者,給予社區的支持。對于醫療機構、疾控中心,還有政府部門,我們要各行其職,向艾滋病患者傳遞黨和政府的溫暖。謝謝。

紅星新聞記者:

尚未平息的新冠疫情給中國乃至世界都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作為一線的醫務工作者,你們在抗疫經歷中最深的感受是什么?從你們各自的工作崗位出發,經此一疫,你們對我國的健康事業有沒有什么新的思考?謝謝。

張伯禮:

疫情肆虐,直到現在還沒有平息,海外一波一波又一波,國內也是多點散發。但是,我們現在已經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經驗了,不管是隔離防控還是救治,和去年比,已經有很大的進步。但是給我印象最深的,在抗疫戰爭中,就是我們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這一點。當時給我們的指示就是千方百計救活每一個人,不管是老人還是兒童,都是一樣的,我覺得這個給我印象是最深刻的。石家莊今年1月份,小果莊村集體感染,有很多是孩子,最小的孩子幾個月,還在喂奶,也被確診感染,被隔離。隔離以后,我們的護士們就像他的媽媽一樣照顧他,輪流抱著,因為孩子離開熟悉的環境,老哭老鬧,幾個護士輪流在樓道里走來走去,定期給他喂牛奶,抱著他直到他睡覺,一直這么照顧他直到他解除隔離。一個那么小的生命,大家那么多人在維護著他,非常令人感動。這是給我的一個印象。

通過這次抗疫,我們也總結了很多的經驗,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經驗就是如何做好強基層,我們的基層不管是石家莊農村的經驗,還是武漢社區的經驗,強基層不但要強硬件,還要強軟件,要強服務的能力,這點我們印象很深。

張定宇:

在這次抗疫中,我們能感受到人民領袖和我們心連心。2020年1月24日,當時是金銀潭醫院非常困難的時候,我們突然接到通知,有解放軍醫療隊和上海醫療隊馳援我們,我們事先完全沒有準備。實際上,黨中央一直牽掛著我們,你會感覺到那種溫暖,得到鼓勵。所以我想說,有領袖的帶領,我們一定能夠戰勝這場疫情。

第二個我想說的是,我們的黨員和黨員醫務工作者,他們沖在一線,起到了模范帶頭作用。沒有請戰書,沒有決心書,都沒有,一聲號令,直接沖到最前線。他們帶了頭,全院的干部職工就跟著一起上,這就是我們的黨員所起的表率作用。

援鄂醫療隊來自不同的單位、醫院,他們之間不是特別熟悉,靠什么連接?就靠共產黨的旗幟、共產黨的號召,我們把黨的建設開展在病房里面,把黨支部、黨小組建在病房里面,很容易就把大家團結起來了,成為一個一個戰斗的團隊,我們抗疫的指示、醫療方案、工作流程順利展開。

張伯禮:

我插句話,方艙當中很多患者素不相識,他們恐懼心理很重,所以我們成立了醫生支部,患者成立了患者支部,兩個支部對接,反映他們的情況,把我們的一些認識、解釋、醫囑告訴患者支部,他們去做工作,兩個支部起了非常好的作用。方艙練太極拳、八段錦,他們非常活躍,兩個支部互相鼓勵。醫生和病人互相鼓勵,體會在方艙里面,醫患關系非常好,兩個支部起了很大的作用。

張定宇:

我想說,黨的建設是實實在在的,能夠推進我們的工作。如果有什么要總結的話,我覺得,我們需要注重公共衛生體系建設,以及提升綜合醫院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也希望所有的綜合醫院能夠整體提升這方面的能力。謝謝。

王克榮:

我也想分享一下,因為我在北京地壇醫院,我感觸最深的和張院士一樣,就是八個字: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作為臨床一線的護士,我還感受到我們的責任。北京地壇醫院是國家傳染病醫學中心,是新發突發傳染病的救治中心,地壇醫院在這次疫情中,是北京市收治患者最早、收治患者最多、收治時間最長的一家醫療機構,現在它是北京市新冠肺炎定點收治醫院,現在我們醫院還有很多戰友、醫護人員還在一線隔離區里面工作。

2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地壇醫院。當時很多人知道地壇醫院收治新冠患者以后,大家都繞著走。在那個時刻,習總書記到地壇醫院來,對我們特別鼓勵,我們特別激動。當時習總書記跟我們講,要怎么樣控制新冠疫情,讓我們注意好好保護自己。作為一線的醫護人員,舍小家顧大家,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我們一定要和全國人民在一起,戰勝新冠。

我想說一下,在疫情期間,其實有兩點感受挺深的,因為我在臨床一線主要是做艾滋病患者的服務工作,在“紅絲帶之家”,針對艾滋病患者治療的延續,我在想,在新發突發傳染病來的時候,怎么樣保障像艾滋病患者這樣的慢性病治療的延續和他們的生命安全,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剛開始在北京發現新冠疫情以后,我們在國家CDC指導之下,我們開啟了異地借藥,在春節的時候我們就得到這個消息,滯留在外地的患者可以在當地就近抗病毒治療點,領取國家免費的抗病毒治療藥品。后來我們在不斷完善,優化流程。地壇醫院很少有艾滋病患者斷藥,截止到去年年底,我們為4000多位艾滋病患者郵寄藥品,這里面包括基層的醫療機構,一些社區、社會組織全都參與進來,保障艾滋病患者治療的延續性。這是第一。

第二,我們在疫情期間應用大數據為全國的艾滋病患者提供更加優化的服務。當時做了1000多位艾滋病患者的調查分析,服藥對他們是最重要的。我們當時開設了互聯網醫療,特別受患者歡迎。我們也在想,怎么把咨詢輔導、人文關懷從線下挪到線上,讓它更豐滿起來,為更多的艾滋病患者服務。謝謝大家。

賀星龍:

我是來自基層的一名鄉村醫生。疫情以來,我們鄉村醫生做的工作就是對在外打工回來的年輕人進行體溫監測、上報。基層老百姓在電視和微信里能夠看到,高風險地區醫院的醫護人員都爭先恐后去一線,老百姓特別稱贊。以前打仗的時候,是軍人去戰場,現在是醫生。兩位張老師為疫情防控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們都稱贊說這就是人民的醫生,特別崇拜他們。我們在疫情排查的時候,有些老百姓從外地回來,村里人說咱們哪兒也不去,就在家隔離,咱不給國家添亂,讓咱打疫苗咱就去接種疫苗,這樣就覺得自己給國家做貢獻了。我們作為醫務人員,特別自豪。老百姓稱贊醫務人員把健康放在第一位,黨和國家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說黨和國家這幾年的政策好,社會主義制度好。

李桂科:

疾控中心的一個工作就是流行病學調查,起初這個事情比較難做,因為要排查清楚。黨和政府十分重視新冠疫情,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指揮。老百姓看到國外疫情又那么嚴重,現在我們下去做工作很好做,我們是最基層的,是縣疾控中心,一下去老百姓就說共產黨好、社會主義好,要給他安排什么、說什么,他們都非常積極的支持。眾志成城、抗擊疫情,這點是我最大的感受。謝謝。

壽小麗:

我想,抗疫的經歷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刻骨銘心的。對我來說,我覺得也有一句話讓我印象特別深,就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伯禮院士大年初三進入武漢,在武漢待了80多天才撤出,非常不容易。當時還有很多的援鄂醫療隊到達了武漢,當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武漢舉行了多場新聞發布會,還有見面會,很多援鄂的醫生護士當時都參加了我們的見面會。我記得當時協和醫院的領隊跟我說了一句話,他說我們這次來,都是義無反顧的。很多人都是80后、90后,很多人都還是“孩子”。當時網上流傳著一段視頻,是定宇院長作為金銀潭醫院的院長在機場送行援鄂醫療隊的醫生、護士們,非常感人,很多人看完那個視頻都淚目了。所以,這種“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精神給我們的印象也非常深刻。

好,我們繼續提問。

北京廣播電視臺記者:

我們的問題提給李桂科醫生,您堅守麻風防治事業40多年,是什么信念支撐著您這樣堅守?從好醫生到好黨員再到好書記,從帶領村民戰勝麻風病,再到脫貧致富奔小康,這一路走來您有怎樣的感悟?謝謝。

李桂科:

謝謝提問。麻風病在解放前沒有得到治療,出現的畸形、殘疾比較嚴重,人們對這個病有偏見、歧視,有的地方出現了火燒土埋患者的現象。新中國成立以后,黨和政府十分重視麻風病的防治工作,成立了專門的機構來做麻風防治。我作為一名疾控機構的醫生,也是一名共產黨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是我入黨的初心,這個信念一直鼓勵著我。麻風防治事業,就是要做好麻風防治工作,治愈麻風病人,消除歧視、消除偏見、減少殘疾,把黨和政府的溫暖帶給每一個人,帶領他們過上好日子。

做這個事情,我覺得是一件非常高興的事情。慢慢地,不知不覺就過了40年,我總覺得我這40年的初心堅守是很幸福的。說我是好醫生、好黨員,又是好干部,這是黨培養的結果。我把山石屏村當作自己的家,我和山石屏村民一起修路架橋、接水接電,建房子、搬新居,幫助老人,我們還去外面旅游,做了很多工作讓他們感到很幸福、很溫暖。在山石屏村,我們還建了麻風歷史博物館、黨性教育基地、醫者仁心教育基地,讓我們的村民永遠記住這個歷史,永遠感黨恩。

我最大的感悟就是,我們洱源縣曾經是麻風高流行地區,現在已經消除了麻風病的危害,山石屏村的村民戰勝了麻風病,過上了幸福美滿的生活,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族人民在麻風事業上取得的偉大成就,也是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的具體詮釋。在這里我由衷地說一句:“我們永遠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謝謝。

海報新聞記者:

我這個問題是問賀星龍醫生,您作為一名鄉村醫生,21年守護28個村里4600余名百姓健康,扎根基層、服務基層,讓群眾在家門口就能得到醫療服務。請問您為何會選擇成為一名鄉村醫生,在您看來,近年來鄉村醫療有了哪些改善?謝謝。

賀星龍:

謝謝提問,這個要從我小時候說起。我小時候,我們周圍村沒有一個專業的醫生,鄉親們得了病,小病不看,嚴重了才去70里外的縣醫院去看。關鍵是村里鄉親們家庭條件比較困難,我12歲時,我爺爺得了一次重感冒,高燒不退嚴重了,我爸媽才把我爺爺送到醫院,到醫院已經出現了呼吸衰竭、心率衰竭,醫生說來遲了。不久后我爺爺就離開了我們,這個事對我觸動特別大,那時候我就想,長大后能不能當一名醫生回到村里給鄉親們看病。96年我考上了衛校,可是通知書上寫著學費3000多塊錢,當時我媽翻了家里只有302塊錢。我們一家人準備放棄的時候,村里人和我媽說,咱娃考上了衛校,你們供不起,大家湊湊錢一起供。我記得過了十來天,我的學費湊了3025塊錢。當時我說,我一定要把醫術學好,回來給村里鄉親們看病,報答鄉親們對我的恩情。這20多年,我和周圍村的老百姓都有感情了,我覺得在哪里當醫生并不重要,最主要是看哪里最缺醫生。因為我們那塊太缺醫生,所以我要留下來,給老百姓看病。

以前大中專院校畢業的學生不愿意回農村,這幾年村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下一步鄉村振興,未來鄉村會更加美麗和諧。習近平總書記對大學生說過一句話,青春是用來奮斗的,將來青春是用來回憶的。我覺得年輕人吃點苦、受點累也無所謂,總書記還囑托我們年輕干部要在農村走一走、看一看、干一干,應該到最艱難、最貧困的地方去鍛煉。我覺得農村是培養和鍛煉人才的地方,希望今后一些大中專院校畢業生回到農村,農村太需要醫生,特別是全科醫生。我覺得社會要更加關注關心鄉村醫生這個群體。謝謝。

南方都市報記者:

在座幾位都是臨床一線的醫療工作者,請問一下你們怎么看當前的醫患關系?特別是對今后立志從醫的年輕后輩有什么樣的寄語和建議?謝謝。

張定宇:

我一直在醫院工作,也是一名醫生,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個疫情期間的小故事來談一談醫患關系。2020年1月中旬的時候,我們當時接到一個通知,要求晚上10點左右清空一個病房。這時候病人都已經睡覺了,我們要把所有的病人喚醒,如果我們沒有平時建立良好的醫患關系,你是動員不了這些病人來做這個事情的,同時也沒有這個熱情和信心去做這件事情。當時我們去動員病人,能夠出院的就出院,不能出院的,我們安排他到對面的酒店住下來。還有一部分病人,能夠出院卻不能回家的,我們也把他安排到對面的酒店。還有的病人不能出院,我們就把他們安置到其他的病房。病人都是非常配合的,因為他們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我們平時很關心他們,和他們有同理心,對他們的治療都非常上心。醫生不僅僅是藥物治療,更多的是同理心。同理心實際上就是剛才張院士說的,最核心的就是要換位思考,要站在他們的角度上去思考事情,如果是這樣,我們的工作很容易展開。我們對患者充滿了感激,能夠建立起良好的關系。我想對致力于醫學事業的同學們、同事們、年輕人說,大家要勇敢地投身到祖國的醫學事業中來,為人類的健康作出自己的一份貢獻。謝謝。

王克榮:

我也想分享一下,其實我個人覺得,現在絕大多數醫患關系是挺好的。我個人的經歷,因為我是從84年開始到傳染病醫院,97年開始做艾滋病患者的護理工作,這些年做艾滋病護理工作中,我和很多患者都成了朋友。看著他們的孩子慢慢長大,結婚,生寶寶,也會參加他們孩子的婚禮。我認識時間最長的艾滋病患者,現在已經24年了。剛才在說到醫患關系時我在想,我自己親身經歷的一件事情,最早之前做艾滋病服務的護士相對比較少,當時新發的病人,很多人都有我的聯系方式,有一天一個患者給我打電話說,護士長,今天晚上有特別重要的一件事,您一定要過來。后來我就想,肯定是有病人需要幫忙了,下班以后我就過去了。其實我自己都沒有想到,我到他們說的地方,我一推門的一剎那,十幾個我幫助過的老病人,他們一起給我唱生日歌。當時這一幕我特別感動,其實我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這么多年,我為患者做服務,患者也在幫助我,我們也有很多幫助過的患者成為了我們的志愿者,成為了我們的同伴教育員,我的感觸真是非常深。

還有一次,我們到一個惡性腫瘤患者家里,為他抽血,因為他病情比較重,當時我們去的時候,他的老媽媽都70多歲了,就跟我說“太感謝你們了,你們是上帝派來的”。我說,“我們不是上帝派來的,我們是共產黨派來的”。他媽媽當時就說,“共產黨就是上帝,特別感謝你們”。我覺得作為一名基層的黨員,作為一名醫護工作者,你解決了患者急難愁盼的問題,不僅是自己實現了個人價值,其實對于建立良好的醫患關系、促進社會和諧都是促進。我特別希望有些立志從醫的青年人堅定你們的信仰,來吧,加油。謝謝。

賀星龍:

說到醫患關系,我覺得村里是沒有醫患關系的,因為我從小在村里長大,村里老百姓是看著我長大的,都是鄉里鄉親的,這幾年看病,我覺得我和村里老百姓之間有了深厚的感情,覺得村里老百姓離不開我,我也覺得離不開他們。有一戶老人把我當成他自己的兒子,我也把他們當成自己的親人。給患者看病時,要把患者當做自己的親人,比如在村里的時候,不僅僅是醫生和病人的關系,有時候去他們家看病的時候,電視壞了給他修一修,手機不合適了,幫老人調一調,還有他們地里的活兒,作為年輕人,給他們干一干,這樣就融洽了醫患關系。謝謝。

李桂科:

剛才聽了三位醫生的發言,非常有感觸。因為我在疾控中心搞麻風病,我治療麻風病,實際是治病、治心、治貧。治心就是做到消除陰影,走入社會。治貧,就是讓他過上很好的生活,這樣就根本不存在醫患矛盾了。我聽了這三位醫生的介紹,他們身上也照樣沒有存在醫患矛盾,因為他們技術精湛、醫德高尚,他們想的是病人,為的是病人,換位思考,怎么會出現醫患矛盾?就不會出現了。

所以我們的后輩做這個工作,做一行愛一行,要認真學習、認真鉆研,向老一輩學習,在你們身上肯定也不會出醫患矛盾。病人和家屬會肯定你、愛戴你,你也會做出很好的成績,你也會成為一個好醫生,成為一個最美醫生,也會成為人民的英雄。謝謝。

壽小麗:

最后兩個問題。

中國日報記者:

我們知道,不久之前武漢又經歷了一次疫情的考驗。請問張定宇主任,相比去年的武漢保衛戰,我們在應對疫情的經驗和手段上有了哪些進步?謝謝。

張定宇:

這次疫情應對,武漢有幾個“快”:一是應急響應快。我們很快就激活了指揮系統,實行扁平化管理,信息很快就傳遞到基層。二是流調管控快。通過點線面結合、人物地同防,精準劃定封閉區、管控區和防范區,這就很好地切斷了傳染源。三是監測預警快。有網絡直報,有醫務人員報告,還有藥店藥品銷售網絡報告,多點觸發的機制非常好、非常快。四是核酸篩查快。2020年疫情初期,武漢核酸檢測能力日最大檢測量為單樣200人份左右,這次8月3日啟動核酸篩查,8月6日就完成了1120多萬人的核酸檢測,而且全部都有報告、有結果,及時篩出了這些病例。最后是醫療救治快。這些篩出來的病人、診斷的病人都能夠很快得到救治,我們成立了湖北省專家組和武漢市專家組,對有重癥化趨向的病人進行密切監測。所以,這次的治療,我們非常有信心,也非常有效。我也相信,通過這次疫情的經驗,為后續的疫情防控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謝謝大家。

壽小麗:

定宇院長實際上介紹的也是疫情防控的寶貴經驗。最后一個問題。

封面新聞記者:

我的問題想提給張伯禮院士,您長期從事中醫藥現代化研究工作,從當年擔任中醫治療非典總指揮,到后來在武漢的方艙醫院使用中醫治療新冠病人,能否談談中醫藥在這些硬仗中發揮了哪些作用?應該如何看待中醫與現代科學的關系?未來中醫該如何更好地發展?謝謝。

張伯禮:

這個問題是個老問題,講了很多次了。應該說,在這次抗擊疫情當中,按照國務院白皮書、習近平總書記在去年的9月8號表彰大會中都談到了,我們采用中西醫結合、中西藥并用的方針,成為中國抗疫方案的一個亮點,也成為中醫守正創新、傳統精華的一次生動實踐。

開始我就講,我去武漢的時候是我一個人去的,連學生也沒有帶,兩手空空,但腦子里面都裝著很多歷代治療急性傳染病的經驗和藥物。同時也有2003年抗擊非典時具體的救治經驗,所以并不是說心里沒根。但是對一個新發傳染病,心里還是沒底,所以我在飛機上填了一首詞,其中有一句話,“疫茫伴心悌”,對疫情茫然,心里也是慌慌的。但是中醫很關注臨床的表現,所以我到那兒要求一定先看病人,所以當時給了我兩個定點醫院,一個是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一個是武漢市中醫醫院。當時我看到了一批病人以后,看到他們的證候,心里就有底了,治療的方案大致也出來了。但是我也在講,中醫是辨證論治的,非常關注證候,所以這次的證候特征是濕毒疫,所以在治療的時候圍繞濕毒這塊處方用藥。

中藥早期介入,全程參與,也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特別是在早期的時候,我們在隔離的階段,因為那時候病人和未感染的人都混雜在一起,不隔離,交叉感染很重。所以,中央指導組決策嚴格隔離,嚴格大排查,把四類人徹底隔離開。但是隔離不給藥,一個是延誤病情,第二個是增加病人恐慌。所以我就提出給中藥,當時幾萬病人,不可能一下都辨證論治,所以我用“中藥漫灌”,用通治方來治療,因為同一個病毒,相似的臨床表現,完全可以用通治方來治。當時湖北有個企業,幫我們做了很多藥,并且送到方艙,送到定點醫院,送到隔離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嚴格隔離,普遍服用中藥,應該說為控制疫情的蔓延作出了重要貢獻。

方艙醫院的救治,我們采用以中醫藥為主的中西醫結合方法,把輕癥和普通型病人拿下來了,方艙取得的一大成績就是控制輕轉重,例如我們進駐的江夏方艙,564位患者,沒有一個轉重的,出艙以后沒有一個復陽的。沒有重的,就沒有死亡,一個重癥病人要花幾萬、十幾萬、甚至幾十萬,而一個輕癥病人花不到一萬塊錢。所以我們說,轉重率控制也是疫情防控的關鍵一招。在重癥里面我們就是中西醫結合救治,西醫的循環支持、呼吸支持至關重要,而有些關鍵的環節,比如肺的呼吸彌散功能受影響,血氧飽和度上不去,病人喘憋,上了呼吸機后,同時加上一些中藥,很好地解決了問題。而在康復階段,我們也是中西醫結合,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所以,中醫全程參與,在各個階段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包括在武漢總結的經驗,用到全國各地,乃至用到世界各地,都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包括我們跟海外的會診,給海外的一些處方,也都達到了預想的效果。所以,通過這次抗疫,讓大家更加堅定了相信中醫藥,熱愛中醫藥。中醫藥是中華民族的瑰寶,幾千年來留下了很多寶貴的經驗,值得珍惜。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我們守正創新,一定要傳承好的經驗,同時還要賦予它時代內涵,要用現代科學解讀中醫藥,詮釋它的治病原理,這是我們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回答中醫藥為什么能治病,它治病能拿出高級別的循證證據,也都是我們在做的。我們現在揭示了中醫藥為什么能治療新冠,它主要是調節免疫功能,讓免疫適度活化而不過度活化,抑制炎癥風暴,不讓它轉為重癥,這是關鍵的環節。同時,對已經損傷的臟器起到保護作用。當然,現在有的研究也證實了,也有一定的抑殺冠狀病毒、阻止病毒復制的作用。所以,它是一個多靶點綜合調節的作用。我想,通過這個也揭示了我們堅持走中醫藥現代化道路,就是要和現代科技結合起來,古老的中醫藥,它的理念不落后,落后在技術,如何與現代的技術結合起來,推動中醫藥更好地服務于健康中國建設、造福于中國人民、惠及世界。謝謝大家。

壽小麗:

今天的提問先到這里。今天的見面會,五位代表分享了他們的故事,實際上這也是全國醫療衛生工作者全心全意服務人民健康的一個縮影。我們廣大醫療衛生工作者將繼續弘揚“生命至上、舉國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學、命運與共”的偉大抗疫精神,在各自崗位和領域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健康衛生服務需求,守護全體人民健康,為實現健康中國的戰略目標不懈奮斗。

今天的見面會就到這里,感謝各位的參與,感謝五位代表。大家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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